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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碑入贴 流美妍雅———黄舜生书法印象


有问必答健康社区 2010-9-25 10:21:03 点击: 次  发表评论

 在人类的文明史中,中国书法是一个独特的现象,它不独是一门艺术,更是一种文化。中国书法的存在形态已构成一个庞大的书法文化体系,历代书家便是这个庞大的系统网络中相互联系的网点。

    从书法形成的文化倾向看,书法家可粗略分为三类:一是艺术型书家;二是学者型书家;三是两者兼具的书家。就近代而言,清末民初三大家吴昌硕、沈曾植、康有为是一例证。吴昌硕以强烈的主体意识,擎起“雄强”一帜,创造出前无古人的独特书体风格,成就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,可称艺术型书家,沈曾植无意为书家,因了自己渊博的常识与对书法深刻的领悟能力,他能越过历史时空,从北碑书体、笔法中提炼出一种阳刚精神,注入到形体相异的行草书而获得成功,为北碑涵义作了广泛的审美阐解,确立了学者型书家的地位;康有为的《广艺舟双楫》在书论中占了一席之位,诚为学者,但他早年政治生涯中,渐转而为一种艺术激情,这种激情一直在寻找一种合适的表达契机,最后寻到《石门铭》这种气格开张的的书风,实现其纵横捭阖,开拓进取的意志表达,这种形质结构现出野逸自如、抒情意志强烈的书风,令人耳目一新,康有为集学者与艺术家双重禀赋,奠定其在书坛的地位。

    事实上,历代中国书坛书家的存在实在远不止上面三种类别,这个划分只是以第一流书家为尺度,每个时代均有等而次之的书家,有些或已望已书法的殿堂,欲达而示达,是极其明显的,我看黄舜生便属于这种在路上的书家,他的取向倾于学者型书家一类。

    常于报端读到黄舜生的书法篆作作品,知道他曾是一名数学教师,后来进过报社,后又步上市新闻出版部门领导岗位,书法创作属业余,却也积二、三十年的金石痴迷与书法的爱好久而不弃。近期或于报端或于书展场所见到他数幅草书,书写均跌宕有致,化生拙为灵巧,方圆流转徐疾虚实已有心得,感其进境神速,至刮目相看。

    舜生书家书、印齐修,印既入秦汉,书又钟“石门”,原可洗刷俗习气,若不以最高标准要求论,黄舜生的“草隶”因的形体、笔法,注入个体的情性,演绎转换为草书一路,已颇有自家面目。我看比其章草、行楷,堪称强项,再注深入作,俟侯时日造化,硕果可望。

    说黄舜生倾向于学者型书家一路,职业履历仅是一方面的原因,就其作品呈现出来的面目,也能见得一斑。他其本是沿着古典书法的思路,把书法置于一种泛文化背景,以社会伦理道德为准绳,取“重教化、助人伦”的传统文艺思想,这些理性观念无疑会消蚀书法本体的独立倾向。看黄舜生临《石公颂》运笔方圆兼济,取形开张而又见其温和谦慎、娴静妍雅的一面,这可能是黄舜生对《石门颂》、《张迁碑》的一种理解,若从书家的角度要求,临摹尚处于对古人的浅层一种阐释,深一层的阐释重在践行,所谓“字为心画”,书法意识强调一已的情性流露,上古的书体终究是上古年代的情性形质,就像美人西施,今人至多是能感受到西施丽质存在的信息,能拥而入怀着,还应从今世寻找“今世的西施”。即是说,形式转换至关重要。史家论李瑞清之失败,究其原因是尊碑斥帖、刻板不化,摹古而未知返,犹画饼充饥,既对后人无功益,又于已不利。黄舜生聪明过人处,在于纳碑入帖,化碑体为适于表达自己情性的草书,因而能出流美巧妍的面目,这是他走向成功的一个契机,预示着黄舜生前头或有一片骄人的风景。

    回头看潮汕书坛,青年书者群体起点较高,他们生逢其时,观念更新,观之已蔚然成风。黄舜生默耕书艺,一幌已届中年,许也感觉到后浪推前浪之紧迫,因而近屡有佳作,部分原因或得益于这种动力。

    潮汕平原有海滨邹鲁之雅誉,知书达礼者众,操持书法以面世者犹甚,更有专门书家撑住书坛门面,实有书法普及之趋势,但诚如书法理论家陈振濂先生指出:“在书坛家的自我觉醒意识能力还未进化到‘艺术创作‘的层次时,任何脱离文化根基的‘专业化’口号,不但不能健全书法本身,相反倒会把书法推向工匠意识的歧途……

    我看着黄舜生时有把书法学习心得整理成文字见诸报端,这显然对自己的书法创作能时时辅以清醒警示的作用,它使自己不致滑入盲目的岐路。

    在潮汕,仍有不少象黄舜生一样的书家,默然慎独,勤习书艺,在一个书法普遍的立场上努力增进修养,提高自身的价值,他们正弥补着本地书坛的某些欠缺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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